佘宗明：打假“除恶”不要吝惜法律“治乱原力”

作者：佘宗明

3·15临近，今年315主题就是“网络诚信消费无忧”。在全国“两会”进行时的背景下，假货问题，也必然成为“两会”上备受关注的议题。

3月10日，在就“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称，“假冒伪劣问题是社会主义阶段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针对马云呼吁的“像治理酒驾那样打假”，他表示“赞成”：一个是需要严格监管，再一个是需要依法进行。他还称，“天下无假”是愿望，“天下少假”是目标。

假货是颗社会“毒瘤”，毒害的是社会肌体：假货的负外部性会以殃及各方为典型表征，末端消费者自然是其危害的直接承担者，但对社会信用体系和公众消费信心的戕害，非但会令它因破坏了商业的“诚信”根基，而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的“生死劫”，更会损害到“中国制造”在供给侧的整体信誉。

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广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而假货跟“质量提升”是天然抵牾的存在。在此情势下，对假货当然不可养痈成患，由着它从“疾在腠理”向“病入骨髓”蔓延。

而对假货“剔疽消痈”，前提就是正视问题，切忌讳疾忌医。就在这次“两会”期间，马云还致信两会代表及委员，建议改变制售假行为入刑标准，这不仅得到联想、小米、茅台等一众品牌的呼应，还引发数十位代表委员和企业界学界的讨论。像赵梅委员就建议，将治理假货上升到国家形象层面，建立政府、企业、媒体、消费者共同参与社会共治的机制；小米CEO雷军代表也表示，假货严重损害了国货形象；张近东委员建议，电商打假应“从根源上入手”，“根源”包括制度、法律、法规和企业自律等多方面；朱征夫委员则批评，“以罚款代替刑罚”的做法威慑力不足。

张茅局长在“两会”场合坦言假货是长期困扰的问题，还明确要对其加大惩戒力度，个中传达的，也是对问题的正视态度：这里的“问题”不只是假货，更是监管和处罚环节患上的“软骨症”。

打假需要责任合理分担基础上的“各尽其责”，线上平台作为商品的分销渠道，对假货进入有把控责任。但平台对假货的识别、报警、拦截，只能完成打假的“上半场”；“下半场”还得靠线索移交后的监管方的溯源严查和依法打击。这里面，像张茅局长所说的，落实好现有的法律法规——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即将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及商标法、广告法，确实很重要。刑法140条其实也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可如今，无论是查处的造假案件获刑比例畸低，还是获刑也只是缓刑，都昭示出司法惩治层面的太过“温柔”。

还得看到，行政执法实践中，不同商品或同个商品在流通、生产领域的监管主体有别，很多假货治理未必会到公安层面，而是先由其他执法机关查处。公安系统查处的涉假案件，目前大多数来自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这也会带来问题：工商等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会否受到检查执法信息外漏、以罚代刑的影响？更何况，现在很多知假售假都呈现了链条化、隐蔽化的特征，取证不易，对其量刑依据的“违法情节”也很难摸清，比如其销售额和违法收益等。

这些执法司法环节的缺漏，不可不补。这也需要将“重典治假”跟“违法必究”衔接，让知假售假的违法成本被抬高，而非在“网漏吞舟”中被拉得太低。张茅局长提到，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把造假的企业公示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使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这的确是治假尤为重要的一环：信用惩戒作为震慑制售假货的配套机制，不可或缺，在国外，因“假货”而失信者，面临的是贷不了款、出不了远门，还有“永久退出市场”的风险等，这也是实现对假货零容忍的环境营造。

在此之外，他提到的“加大惩戒力度”，显然应从法律着手。诚如有学者说的，要想遏制假货的存在的蔓延，最重要的就是把制假者和销售者这两个关键环节遏制住。这就得从民事、行政和刑事三个层面，全面提高制售假违法成本：民事层面，加大对个人损失的赔偿，别止于填补原则，必要时可实行惩罚性赔偿，罚到破产；行政和刑事层面，降低打假的门槛，该入罪的别只是罚款了事，该用实刑的别用缓刑，不要吝惜法律的“治乱原力”。

打假也是“除恶”，指望其沈疴顿愈不现实，但它越是猖獗，刮骨疗毒越没有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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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凡、赵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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