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幽默嘲讽小说最大的特点，便是他能够保持与故事叙述者的距离，即生活中的富兰克林和作品中的他是不一样的。在《美国经典文学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中，劳伦斯将他称为“老爹富兰克林”（Old Daddy Franklin），并在文中戏谑地重新界定了富兰克林十三条美德。劳伦斯讲到，富兰克林“让人忍无可忍，因为他尝试打碎我的完整、我的‘黑暗丛林’和我的自由”。在劳伦斯看来，富兰克林是个地道的骗子，因为在作品中他违心地将自己塑造为“经典的美国人形象：乏味、有德行、功利主义的小民主党人”。
根据劳伦斯的解读，富兰克林在创作时故意隐瞒了真实身份，通过“假面具”呈现给读者一个虚构的富兰克林形象。论者布莱尔也谈到了富兰克林两个身份的不同：“真实的富兰克林主要是一个城里人……而老爹富兰克林质朴的文风却让读者将他想象成一个乡下人”。布莱尔所谓的“城里人”指的是现实中的中产阶级富豪富兰克林，而“乡下人”则是富兰克林在文学创作中戴的假面具之一。
富兰克林之所以在作品中隐含了真实身份而将一个“戴面具”的叙述者推至前台，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旁观者》报纸叙事风格的影响。实际上，在富兰克林的作品中，叙述者和作者之间身份差距越大，文本的幽默潜质也就越大。在17岁时，富兰克林用“塞恩莱斯·杜古德女士”这一笔名在《新英格兰新闻》（The New England Courant）上发表了14篇系列小说，牛刀小试却大获成功，从此之后多变的叙事视角成为富兰克林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
根据人物设定，杜古德出生在从伦敦到新英格兰的轮船上，出生那天父亲便被海浪卷走。结婚两年后母亲去世，五年后丈夫去世。受丈夫的影响，杜古德阅读了很多书籍，知书达理，能写文章。乍一读来，读者很难将杜古德女士的女性视角和娟秀文体，与中产阶级作者富兰克林联系起来。例如，第四篇小说通过杜古德的梦境讽刺了美国教育体制，但叙事者的寡妇身份和现实中作者的真实身份形成鲜明对比，让文本读来幽默好笑。文章开始时，杜古德询问房客克莱瑞克斯，儿子是否应该接受高等教育。
之后的情节中，杜古德在“伟大苹果树”下睡着并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游览了“知识殿堂”（the Temple of Learning）。入门处站着“富有”和“贫穷”两个看门人，意指金钱是教育的通行证。游览中碰到了“懒散”、“无知”等人物，顺便去神学殿堂看了一圈。杜古德女士在梦中意识到，家长花大价钱让孩子去知识殿堂学习，而这些孩子毕业时“仍然是个榆木疙瘩，只是更加骄傲和自负而已”。在杜古德梦醒后，克莱瑞克斯告诉她，其实梦中的知识殿堂就是现实中哈佛大学，因而送儿子去高等学府读书是不明智的。小说中杜古德的寡妇身份和现实中富兰克林的男儿郎形象截然不同，而前者愈娇羞含蓄，文本亦愈幽默好笑，“假面具”手法是小说幽默效果的主要来源。
此外，这篇小说是对班扬《天路历程》的戏仿，同样是梦境，一个有关儿子上学的世俗问题、一个有关宗教救赎的信仰问题，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往往让读者忍俊不禁。经过杜古德女士系列小说的写作实践之后，富兰克林更善于带着“假面具”来讲故事，而且故事中的幽默效果也更加突出。
如果乔装成杜古德女士让读者觉得好笑，那么假装是波莉·贝克（Polly Baker）则让人捧腹了。1747年，41岁的富兰克林在《绅士杂志》（The Gentlemen’s Magazine）发表短篇小说《波利·贝克的辩解》（“The Speech of Polly Baker”）。在故事里，贝克因私生子问题第五次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和谨慎小心的杜古德女士不一样，贝克独立、大胆、有见识而且还能言善辩。面对冷漠的陪审员，她有理有据地分三步证明了自己的无辜。
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她“不明白到底犯了什么罪”。贝克认为自己一直都效忠国王老实守法，自己的孩子为不断扩张的殖民地建设提供了劳动力，所以不明白到底哪一点触犯了法律。其次，虽然已经被逐出教堂，但贝克认为自己仍是受上帝庇佑的：“上帝很高兴将神圣的技术和炫目的手艺教授众人，让他们带上理性和永恒的桂冠”，所以“勤学好问”的自己理应是受益者之一。最后，聪明的贝克将责任推到情人身上。贝克指认一位陪审员是之前的情人，继而讲到法律放纵男人却严惩女人是不公平的，应该通过严惩男人来减少私生子的数量。在结束陈词前，贝克大胆地提出：“鉴于以上几点，我认为与实施鞭刑相比，更应该为我建立一座贞节牌坊”。让读者大跌眼镜的是，贝克的陈词不仅成功地为自己做了辩解，而且深深打动了一位陪审员，这位陪审员后来与贝克结婚，婚后两人生下15个孩子。贝克貌似无厘头的辩解却字字玑珠，让读者忍俊不禁的同时为之叹服。在知情的读者看来，儒雅富有的英国绅士富兰克林与大胆泼辣的女囚徒之间的身份乖讹，亦成为故事幽默好笑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