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华：提高公车私用违规成本，体现政府治理诚意

作者：朱永华

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发文要求推行公车标识化。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17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公车标识化。同时，多地为公车加装GPS、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公车改革正向深处推进。2015年12月，中央和国家机关本级车改已全面完成，进入后续监督阶段。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截至2016年底，除西藏、新疆和新疆兵团外，其他29个省份省直机关车改已全部完成、已有26个省份完成了地市级车改、近20个省份完成了县级车改。（6月11日《新京报》）

杜绝“公车私用”和消除“车轮上的腐败”，原本非常简单的问题，居然困扰了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几十年，直到推出公车标识化，围绕公车私用衍生的腐败现象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而相比起这些年各地针对公车私用所出台的各种防范措施，公车标识化无疑又是最廉价最有效的监督方式。

追根寻源，公车标识化还是来源于一位小学生的“创意”。2013年，由春节长假带来的“公车私用”问题继续发酵，在官方还在为如何监督公车私用“一筹莫展”的时，一位北京小学生提出给公车上红牌便于接受监督的建议，在微博上被人们一次一次的推介和转发。这显然是戳破了公车私用难以监督的“皇帝新装”，用公车标识化监督“公车私用”也随之在一些地方逐步推开。

何为“最廉价的监督”？实际上就是公开接受社会群众的监视﹑督促和管理。回顾监督公车私用的历程就不难看出，几十年来公车私用愈演愈烈，甚至成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一种“习惯”，根本问题就在于缺乏接受群众监督的诚意。一些地方推出的某些政策规定，表面上看起来是防范“公车私用”，实际上是在为公车私用加装保护层。也正是这种长期缺乏诚意甚至变相的拒绝群众监督，让官员对公车私用“习惯成自然”，以至于从心理上对现在的公车标识化感到很不适应。

从公车标识化推行之后广州纪委通报一起公车私用案例中就能看出，为了私用公车，这位官员居然三番五次撕下标识先后8次驾驶该公车回家、外出吃饭、搭乘妻子到县城购物等。甚至在被批评一年之后再次故伎重演。这就说明，在廉价有效的监督基础上还必须与高成本的违规相配套，只有接受群众的“廉价监督”和对违规者施以重处，才能发挥出廉价监督的巨大成效。

很显然，尽管百姓群众对公车私用以及车轮上的腐败深恶痛绝，但实际上在很多官员的心目中，公车私用还只是作风上的“小事情”，除了舆论倒逼能够对某些个案“严肃处理”之外，一般情况下，往往只局限于“批评教育”，更因为长期以来在公车私用上“彼此彼此”，从心理上并不愿意对公车私用进行“动真格”的处理。而一些地方宁愿在公车标识化方面“画蛇添足”安装GPS，也不愿意提高公车私用的违规成本，无形之中也就消解了廉价监督的效果和实际意义。

其实，“公车标识化”虽然廉价，但却完全可实现群众无死角的监督，如果在违规的处理上再更进一步，不但会对“习惯”公车私用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久而久之更会消除心理上对公车私用的“怀念”，从而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香港在内之所以罕见有公车私用，就是因为这样的违规成本太高，甚至可能因为一次公车私用而名誉扫地乃至丢官丢饭碗，也因为违规成本过于高企，即使没有公车标识甚至缺少群众监督，官员也绝不敢轻易违反。

这就不难看出，把监督的权利交给群众，虽然“廉价”却收效明显，把违规处罚的力度大幅提升，则是与廉价监督相辅相成的“一双鞋”，而且能收到1+1＞2的收效。因此，公车标识化之后，相关部门的应当做的不是在公车标识化上这一只鞋上“画蛇添足”，而应是如何提高公车私用的违规成本，这既是杜绝“公车私用”和消除“车轮上腐败”的必行之路，同样更体现出各级政府治理公车私用的诚意。“一只鞋”再合脚，再漂亮，不能与另一只鞋相匹配，非但不能穿出去，反而会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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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凡、赵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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