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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逼哭部长女儿的挂号难也是个技术问题

  作者:堂吉伟德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告诉记者,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号贩子”问题。“我女儿带我外孙去儿童医院看病,用了4个小时也挂不上号,我女儿都哭了。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说‘我Daddy是谁谁谁’,人家才照顾她,给她挂上号。”黄洁夫说,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找他挂号,这充分说明了老百姓挂号有多难。(3月9日《京华时报》

  逼哭自己的女儿的挂号难,其实是前卫生副部长的现身说法。近年来,一俟涉及到就医难,就难免会有类似的体验式例证,比如几年前,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院长杨甫德,他以一个普通失眠者的身份去看病,早晨5点多就出门坐公交车,6点多到的医院。在挂上号之前,他已经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轮到他时,心理科的专家号挂完了,他只能挂到普通号,而且是几十号以后了。为此,他又在拥挤的大厅等了近5个小时。轮到他看病,已近中午12点。

  在此前后,还有不少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亲自到民间去体验了一把“看病难”,也产生了诸多莫名的感慨,并立志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看病难的病根,其实上下都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资源的分配不公,医疗改革的不到位,使得优质医疗资源很难满足公众的需要。不过,看病的需求满足并不仅是一个供给侧的问题,跟需求侧的关系也很重要。虽然得承认从总体上,优质医疗资源确实存在不足,不过需求层的盲目性,以及未能建立规范的就诊秩序,又何尝不是造成问题产生的原因?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认为,“保守估计,现在300万门诊量里有至少100万人次是没必要来的。”如果其所言属实,那么超近三分之一的门诊量被释放之后,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在目前还无法把所有医院都建成大医院的情况下,抛开宏观性和长远性的市场维度不谈,从引导合理就医和实现最基本的秩序公平,或许才是最为现实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求道之路固然重要,求技之途也不可漠视,因为逼哭部长女儿的挂号难也是个技术问题。

  如果连面上的号贩子问题都无以解决,那么深层次的医疗改革和资源分配治本之策,显然更是难以企及。毕竟,公平的层次有多重体现,打击号贩子和减少走后门等程序,同样是最低限的要求,若连其都无以实现的话,那么再谈“结构性错配”和“公正的医疗环境”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种变相的责任转嫁。技术的问题还得技术性处理,医疗资源错配只是相对的存在,而打击号贩子等乱象却是绝对的责任,两者之间应当区别性看待,否则即便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优化与配置,但只要存在差异性就始终会有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医疗改革当然亟待推进,解决看病难也需要从根本上寻求突破,不过其与打击号贩子并不冲突,也不应成为替号贩子背后的责任缺失和监管失位背书。因为医疗的本身是一个公平问题,若是没有公平的敬畏和权利的尊重,那么工作取向就会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向也会出现偏差。结果与初衷,自然也是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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