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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毒豆芽”无罪判决体现司法公正进步

  文|堂吉伟德

  6月16日,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改判芽农郭林(化名)、鲁花(化名)无罪,此前(2014年12月11日)该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二人五年零六月和五年徒刑,本案上诉后被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7月21日,该案二审审判长韩玲对媒体表示,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安全性尚不清楚,这也是她将本案发回重审的原因。(7月28日 人民网)

  一直以来,在豆芽上喷洒“速长王”(“无根水”) 生产无根豆芽成为一种新型民间工艺,所检测出的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赤霉素等为物质被视为有毒物质,也被社会所广泛认同,加上媒体的关注和相关案例的推波助澜,最终造成了千人获刑的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对食品安全恐慌,从而使得打击的力度有些走偏,甚至形成了误伤;另一方面,标准的缺失使得“无根水”的是否有毒,并没有明确的依据,司法在执行过程中明显犯了个低级错误。

  加上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的作用,使得要彻底推翻之前的判决,作出无罪判决需要很大的决心,此既会损害司法的形象,又会由此带来国家赔偿等其他附加成本。基于此,无论是检察院在公诉环节,还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都会有所顾忌。退一步讲,即便明知判决存在问题,也会获得民意的支持,更可以用“技术条件未能达到”作为挡箭牌。

  然法院审判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是,从技术层面讲,虽然不证明“无根水”是有益的,但也无以证明其“有毒”。没有危害性自然也就属于合法添加,其生产的产品也就不属于“有毒食品”,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刑,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更不合法。之所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皆在于在性质的认定上,只注重了其生产和销售过程,却未能落脚于“有毒与否”这个关健点上,并由此造成了错案。

  表面上看,这个错误犯得很低级,更改起来并不需要多大的难度。然而,从现实来看,无论是从利益考量、路径依赖、体制障碍上,越是低级的错误往往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一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往往要经历很多的波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才让正义重新得到彰显。“毒豆芽”的社会影响力如此之大,要由有罪变为无罪,自然是难上加难。

  如专业人士所讲,郭林案的无罪判例表明“以审判为中心,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的诉讼制度改革正在推进。一方面,这是基于诉讼制度改革后,司法内部的自我纠偏;另一方面,也源于社会进步之下,公众的法治意识和能力得到了提升,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力。某种意义讲,这仅是出于对技术层面的分析,根本因素在于,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让司法公正更有制度性保障。“毒豆芽”只是一个标准问题,但更是一个权利保障和司法公正的问题。只有当每个人都免于了受伤害的恐惧,那么司法的进步才能得到实质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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