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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不知情”的记者证是张利益互动的标签

[提要]换发不知情的记者证是张利益互动的标签,既暴露出对权力制约的不力,也折射出记者证的发放过程存在诸多漏洞,需要从供需两个方面加强监管。

  作者:堂吉伟德

  日前,四川《资阳日报》公示的一份“拟换发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引发热议,网友指出资阳市下属的简阳市简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雷启锋在列。记者调查发现,除雷启锋外,还有8名官员也在名单中。多名涉事者回应,对自己名字出现在名单中一事毫不知情。(9月13日新京报)

  一边是报纸一本正经的名单公示,一边却是涉事人员“不知情”的回答,如此巨大的反差确实耐人寻味,“拟发新闻证”的地方报纸,此番有些“热脸贴上了冷板凳”的尴尬,如此结果也可以让人产生更多的想像空间。究竟是官员为求自保的“断尾求生”,还是确属不知情下的“友军误伤”,或许还真是“天知地知”,其间真相还有待于四川省新闻出版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果。不过,“官员何以多记者证”的现象,却由此引发出了思考。

  权力之下就会资源云集,依托地方宣传系统生存的媒体,免不了要和地方宣传官员们“勾肩搭背”。 “官员何以多记者证”现象的出现,其实基于供求两方的需要,作为供给者的媒体,以一个“记者证”的证书,就可以将地方宣传系统的要员,变相纳入自己名下,无论是开展各种活动,还是争取相关经费,都多了一张准入证,比如拉点赞助,增加发行,都可以通过行政的手段给予保障。同时,有了“记者证”的掩饰,官员“撰稿者”们便可据此提供稿源,获得相应的报酬收入,也可为利益输送创造条件。当然这些都只是理论是的可能,并非就一定付出了实施,但通过“记者证”让彼此之间建立一种渠道,却是其初衷所在,也是最基本的手法之一,不仅在媒体行业存在,在其他领域也并不鲜见。

  在需求方面,正如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分析,当记者证成为一种特权通行证和象征之后,就会成为权力的附庸,并形成权力通吃一切的格局,事实上也是如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形态下,官员不仅成了记者,还是诗人、专家和作家,可以步入各种大雅之堂,让自己光彩照人。重要的是,当“记者证”成为名人和官员的“添头”之后,不但会让其公信下降,也会带来许多恶劣的影响。

  最大的危害在于,因其公然的违法行为,会带来对法治环境的破坏。《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不发记者证的人员包括“(新闻机构以外)为新闻单位提供稿件或者节目的通讯员、特约撰稿人,专职或兼职为新闻机构提供新闻信息的其他人员”。自然,无论是名人也好,官员也罢,都不应持有记者证,否则就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若再加上名人和官员的放大效应,对于整个社会都会形成波及效应,使公众对社会规则缺乏敬畏,并成为社会秩序混乱的源头。

  换发“不知情”的记者证是张利益互动的标签,既暴露出对权力制约的不力,也折射出记者证的发放过程存在诸多漏洞,需要从供需两个方面加强监管。同时加强报纸的社会化运作,让其在商业竞争中去发展,才能扭转“傍官经济”思维,减少利益寻租的空间,从源头上防止记者证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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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凡、郑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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