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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取消O牌号,当用制度消解符号意义

[提要]没有知情权就没有监督权。如果取消特殊号牌仅属于象征意义而无实际监督功能,自然得不尝试并背离公众预期。从某种意义讲,特殊号牌是不具名的“公车标识”,使用者忌于社会监督,对自身行为有所...

  作者:堂吉伟德

  17日,贵州公安部门宣布,到4月30日,“贵O”专段号牌将全部停用;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沿用了18年的“鄂O”公安专段号牌,将被“鄂A”普通号牌取代。至此,据初步统计,全国22个省份已取消或宣布取消“O”牌,5个省份将“O”牌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4个。(4月18日新京报)

  公车特殊号牌成为作为特权的象征,容易催生权力心态膨胀,滋生傲慢与腐败,也会割裂干群关系,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法治社会里人人平等,车牌在法律上并无高下之分,自然也无特殊号牌存在的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问题,特殊号牌有等级森严的符号意义。也正是基于此,取消特权车号牌无疑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

  然而,取消特殊号牌是把双刃剑,其特殊的标志又具有提示和告之功能,并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相反的是,以前外界一目了解的特殊号牌取消后,换成普通民用车牌的公车,因难以发现而极易逃避监督。更关键的是,取消特殊号牌易,取消特权难。在现实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特权保留有很多方法,比如有的地方使用了专用的号段,有的让交警等执法人员记号牌,还有的则是自制特殊号牌……特权继续保留成为潜规则,违章违纪不受约束的现象依然层出不穷。

  没有知情权就没有监督权。如果取消特殊号牌仅属于象征意义而无实际监督功能,自然得不尝试并背离公众预期。从某种意义讲,特殊号牌是不具名的“公车标识”,使用者忌于社会监督,对自身行为有所顾忌。反之,若其使用民用车牌之后,其身份难以清晰识别,社会监督就无处着力。为解决取消O牌号后身份模糊的问题,就必须做到一取一增,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满足。

  于内部管理来说,增加技术监督的覆盖面应是当务之急。比如一些地方使用的GSP定位系统应当做到全员管理,不放过每一台公车。于外部监督而言,满足知情权是根本出发点。应给公车贴上明显的标志,让使用者的信息一目了然,最大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一些地方的尝试来看,这种“直接亮明身份,接受社会监督”的做法,确实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景区、娱乐场所停放公车的行为少了,接孩子、送亲朋的公车私用现象也不再明显,很大程度得益于社会监督发挥了作用。故而,取消具有特殊标志的特殊车牌后,如何让其“亮身份”的功能不随之消失,需要相应的制度跟进。

  当然,特权车的支撑点是特权,本质是权力滥用。作为一个如何规范权力行为的命题,应当做到多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强对公车的改革,规范公车的配置、使用和管理行为,既要做好总量控制,又要严格质量把关;另一方面要强化对权力行为的约束,对特权车的违规违法行为,应当从法律和纪律两个方面进行问责,既要处理违规使用的驾驶员,又要处理具有直接责任的管理者,堵死了特权的空间,特权车才不会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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