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雨：踏雪居庸关，从运河春水到边关冷月

题记：读懂长城，才能读懂中国历史

作者：胡春雨

二十多年前，我曾随着人流涌向一段叫做八达岭的长城。尽管那时懵懂无知，迄今却清楚的记得，车窗外的群峰山势嵯峨，时若狼牙，突兀而起；绵亘起伏，伸向远方。当年少的我登上了长城，回眸之间，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与自豪，便从心底喷薄而出——群山逶迤，苍龙盘旋。壮丽的群山，掩映在青天白日之间；威武的长城，高悬于重岩峻岭之中。这正是长城，在国人灵魂之中，沉淀的经典意象。也从此唤醒了，祖先留下的记忆。

二十多年的时光，乃一代人的年华，流逝着青春的岁月。对于长城，却只是冷月边关短暂的一瞥。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出发，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成长壮大，一路绵延至今。“因地形，用险制塞”。长城巨塞，绵亘万里，东起辽海，西逾流沙。尽管历朝立国之势不同，但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地势险峻的长城一线，成为内地农耕文明与边疆游牧文明的地理分界线。当国力强盛、政局稳定，进可攻退可守的长城巨塞，成为内地先进文明的坚固屏障；当国力衰微、政局动荡，长城终究无法挽回气运，与它的时代一同失落。

《史记-匈奴列传》刻画游牧民族的风俗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马背民族具有天然的军旅性质，习于甲兵，长于攻战，与内地的和平生活迥异其趣。凶悍的铁骑，长于奔袭，从汉代的匈奴到近古的蒙古，两度横扫欧亚，甚至成为罗马文明终结的重要原因。于是早在战国争雄的时代，长城便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使延边的秦、赵、燕诸国纾解了后顾之忧，得以力征天下。秦始皇席卷六国之后，派大将蒙恬击败匈奴，兵威所及，仍然举倾国之力修建长城。“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

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修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守，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在宋明之时，而在楚汉时代矣。”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论述，揭示了历代不得不挑战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也揭示了长城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意义：为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屏障，保障了文明进程的不断前行。从而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

万里长城。然而据统计，历朝修建的长城，合计超过十万里之遥，据说是站在月球上，唯一可以看到的人类建筑。然而这一切，居然完全是靠着人拉肩扛，一砖一瓦的建成。而今承它恩荫的子孙们，只要登上了长城，便可自称好汉了。如此庞大的体量，如此宏伟的工程，如此雄浑的气势，无疑使长城成为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的象征。但我想，它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标记，更在于它对保存人类文明之火，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韩非子》云：“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张弛。”此后直到国势强大的汉唐时代，尽管中央政权横扫朔漠，但并未因此放弃长城的修建，直到脚下的这段明长城——居庸关。二千多年来，居庸关一直担当着边关重镇的角色，据说“居庸”的名称，便来自于秦代的“徙居庸徒”：白骨累累，强制人民修长城的时代。到了明朝，即将结束历史使命的居庸关，迎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它的背后，便是雄镇天下的京师。

丁酉早春的日子，我从济南出发，次第拜访了运河沿线的济宁和聊城，然后北上燕京，顺道探访了久违的长城。从大运河到古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艰巨的两项工程：一个纵贯于南北的膏腴之壤，譬如一条动脉，使富庶的江南畅达京师；一个横亘东西的险山峻岭，譬如一方坚盾，树立起保卫中原的藩篱。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据说导致了两个大一统的皇朝崩塌。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长城、运河乃万代之利，绝非亡国之举。回顾历史，元改代海运为漕运，也曾大规模改造运河；明代重修长城，二百年间工程浩繁，并未导致政权的危机，而是维护了社会的繁荣稳定。如果论国力，洪水滔天之际，大禹治水，开天辟地；天宝全盛之时，安史之乱，祸起萧墙。老子说：“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历来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轻举妄为，只是由于一颗无法填平的侈心。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而今这两大工程都已结束了历史上的使命，但正是这两大工程，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一文一武，支撑着国家的繁荣稳定。漫步早春的大运河，绿波荡漾，柳枝欲青。数百年间，大运河哺育了一座座历史名城，譬如我们山东境内的台儿庄、济宁、聊城，无不是因运河而兴。长期的积淀，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沿线民生的发达与商业的繁荣：民生的富足，使沿岸人民世代享受生活的乐趣，各种小吃至今品目繁多，许多与运河有关的民间故事饶有风趣；商业的繁荣，在汇聚财富的同时，也承载着古典时代的商业文明，儒家的精神根植于华商的魂魄之中。京杭大运河，是天朝的运输命脉，也是民间的商业通道，带动了整个沿线的繁荣。迄今它流过的华东地区，仍是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带，不能说与大运河没有历史的渊源。纵观天下，运河上下的繁荣富庶，与长城沿线的苍凉壮阔，相得益彰而又对比鲜明。如果把神州大地比作一盘大棋，正是这一城一河与它围绕的京师，因其天时地利，构成了最基本的布局。

从大运河弃舟北上，随后的燕京之旅，本想重访蜚声海外的八达岭，当在站牌上看到“居庸关”的名字，却让我临时改变了主意：我隐隐感觉，这也许是一处更为紧要的重镇，更能解读历史的密码。于是，一段意外的旅途，就此成行。

穿过重重峻岭，长城峻拔的身影时而闪入眼帘。一路疾驰，高速公路忽然在城垣下穿过，车窗外俨然耸立起一座壮丽的城楼，郝然书写着“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居庸关，终于到了。两山夹峙，深谷贯通，群岭相望，映带清流。然而这里不是连绵万里的“长城”，乃是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依托的重镇，传说中的冷月边关。居庸关，正是扼守京北要道的“关城”，自古号称“天下九塞”、“京西四大名关”之一。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便被称为“居庸外镇”、“北门锁钥”，正是它所统辖的前哨；而它背后不过百里之遥，便是天下安危所系的京师。

燕山和太行余脉的军都山，以其险峻的山势，雄壮的体魄，在冀北沿线构成了一道广袤的天险。长城巨防，耸立其上，使塞北铁骑无法长驱直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险要的地势和紧要的位置，使居庸关及其八达岭，成为明长城最为精华的段落。于是从洪武开国到明朝中叶，明代最伟大的将领徐达元帅和戚继光大将军，先后督师于此，主持修建了这段成为长城象征的长城。

两相比较，自元代统一以来，除了明初和民国的暂都南京，试图“宅中图大，控制四方”，历来都以燕京为根本之地，而后长治久安。北京成为历朝古都，固然是冀州大地“据六合之上游”，也正是由于山川地势的倚靠。可以说，没有山川之险，便没有长城之固；没有长城之固，便没有今天的北京。康熙大帝云：“昔人论形势之地，首推燕秦，金陵次之。然金陵虽有长江之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倚。六朝偏安，弗克自振，固历数之不齐，或亦地势使然也。”当我们登上长城，遥望金陵王气，也便理解了这句话。不懂长城，便不懂中国历史的脉络。

走入居庸关，首先迎来的是一座迎恩坊，当年守关将士恭迎天子诏命和朝廷犒赏的地方。穿过南城楼，是一座“国计坊”，也许在关城中看起来并不那么突出，却是整个关城的题眼：时刻警醒着戍边将士们，这里维系着天下安危，国计民生，于是乎在。城中最主要的文物，大概就是元代留存至今的云台了，通体以汉白玉雕筑，起初台上建有楼宇，康熙年间被焚毁，只剩高大的台基，让来往城中心的人们，从门洞穿过。令我印象深刻的，乃是其中浮雕的主题和艺术风格：都是佛教的造像，展现了一个超现实的神佛世界，在军事重镇的氛围中独具一格。也许，居庸关在元代正是比较休闲的时候，元代皇室勃兴于漠北，与明代的立国形势迥然不同。但此时蒙古民族的精神特质、宗教信仰，由此可见一斑。

游览城区，在城隍庙偶遇一位年轻的道长。据他讲，居庸关除修复了部分官署，还有六庙一祠，涵盖三教，尊奉先贤。时间的原因，来不及一一细品，但起码可见，传统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宽容与丰富。直指人心的文化传播过程，乃是满满的“正能量”。一座军事重镇，同样要有文化，因为它的将士是有灵魂的。以人为本，拥有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核心的战斗力。

城内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甫入南门瓮城的关王庙。万众敬仰的关老爷，早已不仅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以其忠信勇义，升华为当之无愧的神明，寄托着中华文明核心的价值理念，被子民们供奉在神殿之上。于是在这边关重镇，关王庙依然驻守在剑气如霜的城垣之下。关帝，我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军神，但看过庙门外的介绍，居然也是我们的武财神。

我想不通，戎马一生的关帝，和商业哪来半毛钱的关系呢？然而简短的介绍给出了答案：信义。“无工不富，无商不通。”商业乃国富之道，数十年来，在商业及其文明复苏的过程中，传统的商业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一道，已被生生断裂。我们理直气壮的强调商业以盈利为目的，赤裸裸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当面对满大街的地沟油，却咽下了自酿的苦酒。长城之旅，意外解开了头一天我在聊城大运河的疑问：大名鼎鼎的山陕会馆，居然也是一座关帝庙。运河码头上的繁华地段，精致的雕梁画栋，不难感受当年运河的繁荣与山陕商人的实力。我相信大门口“蹈和”、“履中”的刻字，无疑点出了华商的核心理念，却无从理解，为什么这联络感情的同乡会，要建在关帝庙呢？关城之下，顿觉释然。

登上城楼，两座城楼南北相望，关城重镇的敌楼烽燧，更觉规制严整、威武华丽。既然是一座城，是不是可以绕行一周呢？于是我首先向相对低矮的东山进发，一探究竟。随着山势的升高，关城的形势也看的愈发清晰起来。原来这正是一座雄踞谷口的大城，河道在水门穿过，城垣环绕一周，屋舍俨然其间。东山之下，大概就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先生修筑的京张铁路。我想在冷兵器时代，关城居高临下，足以辖制道路。更为高峻的则是西山，是这道要塞的制高点，长城沿岭脊而上，直到最高处的望京楼。驻马东山，举目四望，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关山——与我们山东名山的温雅博大或仙姿缥缈迥然不同，它们体魄雄浑，高而不危，层层叠叠，耸入远空。蜿蜒其上的长城，愈发的威武、冷峻，像军容严整的将士，守卫在战斗的岗位上。天色欲阴，眼前的一切愈发迷茫起来，天地之间，只剩下铅灰的颜色，没有了青山，也没有了绿水。远山变的若有若无，最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墨痕。

这时候，冷寂的远空中，颗颗雪粒，悄然而舞，飘然而至。星星点点，滑落在城垣的砖缝中。不一会儿，雪愈发大了起来，化作密集的雪花，在山风的吹荡中劲舞而来。刚才还是铅灰色的世界，不一会儿变成一派素裹银装。置身失去色彩的世界，刚才还略有所失，这一会儿却变成了意外的惊喜。游客也愈发稀少，皑皑的白雪上渐渐没有了足迹，热闹的长城之旅，变成了独步关山的行程。欣喜之余，我一路气喘吁吁，奋力攀援着用城砖高高堆砌的台阶，向着长城的最高处进发。直到整个关城尽收眼底，俯瞰银龙在脚下盘旋，在银灰相间的峻岭中，冷寂的伸向远方。意外的行程，乃是意外的收获。

长城风物，四时不同，任凭天地变化，自有气象万千。长城，是人力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保存着中华文明的火种，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前行的进程。转过长城拱卫的大明江山，来到康乾盛世的时代，在中华民族又一轮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长城巨塞，终于得以息肩。康熙大帝一生文治武功，早年间“爰整戎衣，躬临大漠”，削平了噶尔丹等叛乱势力，安定了自古威胁中原的漠北，“成此一劳永逸、一勤永宁之事”。审时度势，继续贯彻民族融合的政策，彻底化解了长城沿线的紧张局面。比较历史，“明修长城清修庙”，立国之势的不同，明清两朝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成果。

明朝初年，洪武大帝遣将远征，永乐大帝五次北伐，消灭了强大的北元势力，稳定了大明的江山，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接受了大明的封号。但随着天下久安，人心懈怠，自古长城两侧的力量对比，总是发生着变化，陷入历史的循环。有明一代，长城的安危，维系着天下的兴亡。明朝中叶的“土木之变”，明英宗被攻入长城的瓦剌俘获，宣告了明朝的由盛转衰。此后满族在东北崛起，乘明朝统治崩溃、全局糜烂之际，一举越过长城，定鼎燕京。又一轮战争胜利后，康熙大帝拒绝了大臣的建议，终结了两千年来修筑长城的传统。康熙大帝指出：“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得而邦本固，而边境自安，所谓众志成城是也。”相反，倘若“今若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清朝的崛起与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仅是靠一时的强大，更是文化与民族政策的结果。耕耘人心，凝聚中国的力量。

从满蒙一家到满汉一家，清朝继承了正统的儒家文化，在内地开科取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蒙古贵族世代通婚。昔日威胁内地的蒙古王公，终有清一代成为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初辅佐三君的孝庄皇太后，后期作为王牌劲旅的僧格林沁，都是蒙古族。“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各阶层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权，形成了相互交融的文化，无疑扩大了政权的基础。否则，清朝难免步元朝的后尘，迅速被历史抛弃。

而今又一个三百年过去，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面貌迎来了一次数千年未有的变化。科技的昌明，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使得长城和运河彻底结束了历史的使命。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永远不会过时；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与民族历史的记忆，永远不会过时；在维护民族自立与社会发展中所揭示的基本矛盾，永远不会过时。长城作为民族的象征，必将光耀千古，为我们挺起民族自信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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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凡、赵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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