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更应体现在权力运用上

　　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县委日前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官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管的意见。截至17日，彭山已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而被扣两分。（《京华时报》2月19日）

　　如果严格按照这一考核办法，估计一些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官员，也可能被大幅度扣分，因为他们可能由于忙于工作而很少探访父母，甚至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或者很少回家、很晚回家，也没时间做家务，等等。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混淆概念，因为忙于工作以至没有时间做家务和由于懒惰而不愿意做家务，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可又如何能清晰地区分这两种情况呢？

　　彭山县在办法试行过程中之所以能了解到一些实情，不一定是因为这种评价指标十分科学，而是受访者并不非常清楚自己提供的这些情况有什么作用。比如，有的物管人员在接受调查时，就误以为是“纪委的人”在调查当事人，因此只能“老老实实回答”。至于说因不爱做家务而被扣分的那名干部的妻子，则“知道考察组是来考察丈夫的，但不知道不做家务要被扣分”。

　　这说明，考察组调查到的干部私德状况，很可能是“歪打正着”——如果物管人员知道自己的回答关系当事人的升迁，他会如实反映还是送个顺水人情呢？坦承丈夫不做家务的妻子，其真实用意甚至也可能是：丈夫总是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家务，她只是由于不知情而弄巧成拙罢了。当这一试行办法被广泛知晓后，它还真的能考察到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吗？

　　官员固然应比普通人显得“更有道德”，但“更有道德”应体现在什么方面，却值得推敲。对于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其道德感体现在“公德”和“私德”两方面，两者兼顾当然很好，但很多情况下不一定能兼顾，因为“私德”靠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社会舆论来调整，而“公德”要靠约束权力的种种制度机制来保障。

　　比如，一个生活中孝敬父母、爱做家务的官员，可能是一个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一个楷模官员，则可能由于把过多精力用在“公德”建设上，并不是一个“私德”方面的模范。一个好官员，其道德优势应当而且只能体现在其能否恰当地行使公权力上。

　　如果能严格地把官员的道德优势界定在使用权力上，很多争议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在私生活中批评他人要有理有据，否则就是诽谤，而对于官员，这样的标准就要放宽到只有有实际恶意才能构成诽谤，其他的批评哪怕不是那么有理有据也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再比如，对于普通人来说，有多少财产属于隐私，而对于官员来说就应当是必须公开的项目，因为其财产状况与公权力的使用有直接关系，等等。

　　这意味着，要说官员应当有高于普通人的道德水准，也应该体现在与使用公权力密切相关的方面，因为这是规范和约束权力的必然指向。任何试图把官员打造成“私德”楷模的努力，并不足以解决对官员提拔重用公信力不足的困境。这是因为，一些官员本应履行的职业道德义务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从“私德”约束上寻求突破岂非缘木求鱼？（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