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鸣：构建共治式打假格局，方能“天下少假”

作者：仲鸣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20年前曾演了一个小品，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名叫《打工奇遇》。小品中，巩汉林扮演的饭店总经理把兑水的二锅头说成是宫廷玉液酒，把“萝卜开会”叫成“群英荟萃”，却屡遭赵丽蓉拆穿，最后她给饭店留下了四个大字——货真价实。

货真价实，是营商底线。可现实中，总有些利欲熏心者毫无底线：昨日苏州警方举办破特大制假售假案新闻通气会，对特大制售假冒康宝莱保健品案的制假窝点和嫌犯抓获等“第一现场”进行直播，就让人见识到了很多制假售假者的猖獗。该案中的制假团伙藏身于豪华别墅，每天可生产二三十箱假康宝莱保健品，并发往湖南等十余省，仅湛江、广州、山东三地涉案金额已近2000万，全链条案值或将上亿。

彼之暴利，我之遭殃。黑作坊里生产出来的假康宝莱产品以假乱真，扰乱的是市场，侵害的是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在此背景下，苏州警方深挖个中的假货产销链条，一举端掉制售假团伙，无疑对接了为市场正本清源、为民众保障权益的善治期许。而铲除黑产的背后，则是执法部门、电商平台、权利人的三方合作协力打假。

假货祸及的是社会各方，打击起来也很难单靠其中一方。故而，打假既需要责任合理分担基础上的“各尽其责”，也需要共建打假网络：监管方有义务对假货溯源严查和及时识别、报警、拦截，而缺乏执法权但有大数据技术的平台，能更早意识到被假冒、被侵权的权利人或专利人等，则应充当积极的协助者角色。

“执法部门+电商平台+权利人”的合作打假模式，能缩短执法部门打击造假售假等违法行为的“切入路径”，还能让品牌商家维权更容易。这在特大制售假冒康宝莱保健品案中就得到了体现。

首先，应看到，该案得以成功告破，离不开品牌方的投诉，电商平台的移交线索和大数据协查。

该案幕后操盘手原本是个“江湖老手”、制假惯犯，他能调动黑市资源为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服务”，还凭着私下交易、匿名发货、建立隐蔽分销网络等手段逍遥法外。即便其“马仔”因制售假被抓，受制于当时的办案技术，也并未拔出萝卜带出泥般地将他“带”出来，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将其锁定。

但这次，当地警方借力阿里巴巴大数据对打假生态的赋能，迅速由一个线索顺藤摸瓜摸出一张网来，并将其一举捣毁，包括对作为“老油条”的主犯也绳之以法。办案警方亦表示，这是大数据协助办案新模式的优势。

利用智能识别、数据抓取与交叉分析、智能追踪、大数据建模等技术手段，通过对发退货、登录IP、商品文字、图片描述、消费者评价、维权、权利人投诉等维度数据的提取和交叉分析剥离出涉假信息，进而将假货从10亿量级的在线商品中捞取出来，这就是大数据打假的基本思路。说到底，大数据能编织一张网，就算制假售假者“藏得再深”，有些交易记录和物流信息没法抹去，也能成为“呈堂证供”。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而大数据打假，就是要让制假售假方面的“捣鬼”既无术也难起效。今年8月，全国双打办就牵头召开了“云剑联盟”行动会议，标志着国内政企协作的大数据打假模式进入合作深化阶段。

其次，该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但美国康宝莱品牌方与阿里巴巴平台已联合表态，不论对制售假者的刑事判决如何，品牌方和阿里将联合起诉制售假者。平台联合国外品牌方起诉售假者，这不多见。

今年7月，上海奉贤区法院曾对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淘宝起诉台售假店铺案公开宣判。作为电商平台，不是将线索移交执法部门就了事，而是担任起起诉者角色将打假导入司法程序，这很少见。而平台联合品牌商家联合起诉，又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想见，当电商平台跟品牌权利人在打假方面更多地携手，势必会提高制假售假的成本，也让假货的遁形空间越来越小。

2016年7月，阿里巴巴上线了“权利人共建平台”，这是全球首个电商+权利人共建体系。平台会根据品牌权利人提供的品牌、产品型号、假货特征等，结合大数据模型进行全网搜索，随时向权利人提供需要进行专业判断的疑似侵权链接，权利人可一键投诉。这让品牌权利人维权跟平台打假能更好地接驳。而今，平台和品牌方联合起诉制假售假者，则又往前迈出一大步：双方可在利益诉求的共振中，实现彼此协力与齐心共治，形成打假上的“共同体”。

一个“天下少假”的社会，才会玉宇澄清。这不能靠一方努力，还得集多方合力。所以，为了让假货少些、再少些，为了有更多的“货真价实”，“执法部门+电商平台+权利人”的共治式打假格局，也宜成为常态，也需要得到巩固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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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凡、赵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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